林语堂生活达人四海为家

2019-04-23 06:50栏目:生活
TAG: 生活

  在现代中国作家知识分子当中,可能没有谁像林语堂这样“四海为家”的。但林语堂以阐发中国的“生活艺术”而闻名世界,无论“流浪”到哪里,都是一位“生活的艺术家”。

  4月13日上午,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汉学讲座教授钱锁桥携新著《林语堂传:中国文化重生之道》做客“青睐”讲堂。虽然钱教授的《林语堂传》主要是从知识思想层面理清林语堂的人生旅程,并非以生活方面为重,但是传主“四海为家”的生活轨迹却散布在书的字句之中,让人体会他生活艺术的哲学。当天100余位“青睐”会员到场,随钱教授追寻林语堂的足迹,了解他个人及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,体会了一位不为人熟知的文化大师林语堂。

  林语堂1895年10月10日生于福建漳州坂仔村一个乡村基督徒大家庭。林母共育有六子二女,林语堂排位倒数第二。一大家人平和安详,和睦相处,互敬互爱,兄弟姊妹各尽其职。林语堂长大时,他的两个姐姐已经操持家务,男孩也要挑水干活。

  1905年,林语堂到厦门鼓浪屿寻源中学上学,那是一所教会中学。“我们现在看来上教会学校是一个很大的优势,但在当时并不是,因为它脱离了传统的教育方式。”钱教授说,“林语堂一辈子都是基督徒,虽然后来声称自己是异教徒,只是不上教堂做礼拜而已,晚年又回归基督教,上教堂做礼拜。所以从小生长于平和、虔诚的基督教家庭对林语堂之后的人格成长影响深远。”

  林语堂在学校不光学到了课本知识,也开阔了眼界。在鼓浪屿,林语堂第一次看到蒸汽发动机,读到林纾翻译的小说。他特别喜欢《茶花女》,还和二姐美宫一起改编林译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吓唬母亲。

  1911年,林语堂到上海就读圣约翰大学,在那里得到了全面发展。“圣约翰在民国教育史上是非常著名的,培养了一大批外交家。林语堂绝对是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。”钱教授说,林语堂1916年被选为年级学生会主席、年级英语辩论组组长、英语文学和辩论社主席、英语小说创作和英语朗诵得奖者、圣约翰学生刊物《回音》英语编辑、圣约翰大学年鉴《圣约翰人》主编。他曾获学生投票选举为“最杰出的学生”“最佳英语作家”等等。在钱教授眼中,现代大学和过去的私塾最主要的区别是特别注重体育。林语堂在圣约翰参加各种体育活动,学会了打网球和篮球,还参加了学校足球队,担任划船队队长。他是1915年和1916年学校田径队成员,创造了学校一英里跑步纪录,还代表学校参加了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。

  林语堂1916年毕业后到北京清华学校做英语教员。“这时期也正是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时期,当时京城文化圈内很多精英人士周末就到八大胡同消遣,林语堂却在清华校园组织了一个星期日读经班,读《圣经》,完全是一个清教徒的形象。”钱教授说。

  1919年,林语堂和廖翠凤结了婚。廖氏也是基督徒家庭,是厦门商户人家的女儿,家境比林家好多了。林廖两人性格互补,婚后生活相当美满,生有三女,两人相伴度过了余生。

  两人结婚后就到了美国,在哈佛大学待了一年。后来廖翠凤得了急性阑尾炎,需要住院治疗,这一下子使两人财政出现了危机。林语堂急需找打工的机会,这一找找到法国去了。“1920至1921年间,林语堂在法国南部小镇勒克勒佐基督教青年会当秘书。这份秘书工作不光是教华工中文,还包括其他秘书的事务,实际上就是打杂。”

  半年后,林语堂觉得一战后德国的生活比较便宜,便又到了德国留学,在耶拿大学、莱比锡大学,“研究中国古音韵学,同时也翻译海涅,所以林语堂学问的最大特点一直是中西并举”。1923年林语堂回到北京,到北京大学任英语教授,家安小雅宝胡同39号。“20年代是大革命时期,林语堂在这一时期是赞成和想要革命的。而他的很多英美派同事是不赞成的。所以,1926年,林语堂不得不回到厦门避难。”在厦门,林语堂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,但厦大也闹学潮,不是避难之处,林语堂索性奔赴大革命的中心武汉。在武汉,林语堂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,在宋庆龄、陈友仁等手下工作,并翻译了谢冰莹的《战时日记》。

  钱教授认为,林语堂在国内的成熟期是1927至1936年在上海,可以说是上海文坛的领军人物,张爱玲就曾立志说“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,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,周游世界,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”。但钱教授说:“有关林语堂在上海生活方面的资料仍然不多,很多是臆测,但他的很多小品文是写自我的,林语堂说过,做人要严谨,作文可浪漫,所以不能把他文章里写的事情完全当真。”

  林语堂在上海的收入主要是靠成功编撰英语教科书《开明英文读本》,这使他成了有名的“版税大王”,和一般上海作家的收入不可同日而语。“他在上海有房子,很长时间住在公共租界忆定盘路42号,可惜现在没了。他喜欢和孩子在后花园玩。在林语堂看来,住公寓不是人类该崇尚的生活方式。现代文明要算得上真正的文明,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小块土壤,自己可以种点豌豆、西红柿什么的,孩子们可以在里面捉蟋蟀,任意玩耍,不用怕弄脏衣服。”钱教授介绍说。

  上海的夏天炎热,林语堂一家会上山避暑。民国时期著名的避暑胜地是庐山牯岭,1934年夏林语堂一家上牯岭两个月。“他在那里专注写《吾国与吾民》,写了两章,但要修改,所以他认为那算是一次失败之旅。”

  林语堂也经常宴请,廖翠凤做得一手好菜,鲁迅、胡适、赛珍珠都曾是座上宾。另外,林语堂还经常逛上海的舞场,也看戏看电影。

  看电影是摩登上海的重要文化生活。鲁迅喜欢看电影,林语堂也是,而且经常看看就哭了。他认为,看电影流泪是很正常的人性反应,不用害羞。他还特别喜欢看迪士尼米老鼠卡通。他说,如果一个人连米老鼠卡通都无法欣赏,那他也不会有任何想象力和创造力。动画卡通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,让人的想象力自由驰骋,比任何其他艺术形式都有效。

  钱教授介绍,林语堂也看戏。1935年6月25至26日,由熊式一翻译的英文《王宝川》在上海光陆大戏院上演。戏是中国的,演员全是华人,用英文演出。林语堂去看了,评价很高,还专门用英文写了评论,盛赞熊的英文剧本不仅文采好,关键是一种再创造,不拘泥于原文;而且演员个个都很出色,很好地克服了中英戏剧的差异,找到了平衡。这个剧后来在伦敦演出一千多场,大获成功,还进军纽约百老汇。熊式一后来也跟随林语堂到新加坡,出任南洋大学文学院院长。

  1936年8月,林语堂又到美国纽约,租住在曼哈顿中央公园西路50号。钱教授说:“现在读者当中对林语堂有一些不可思议的诽谤,比如有说林语堂到美国是去避难的,这是不可能的,他去那里就是要写作。林太乙曾经在书中写道,《生活的艺术》被每月读书会选为当月之书时,林语堂高兴得双足乱跺,狂叫起来,这一点我是相信的。”

  到1938年3月林语堂想回国,但因为战事回不来,所以这一年他在法国一个小镇里写《京华烟云》。1939年8月,林语堂因为欧洲开战又被迫回到了纽约。“我在英美老问学生:二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?他们说是1939年8月德国入侵波兰。我说不对,那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,二战是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开始的,这是要有全球观的。”

  这期间林语堂确实想回国,打算在《大公报》开一个英文专栏。1940年5月,林语堂回国,在重庆北碚安家,但他并没有什么事情可做,唯一可做的是躲日本人的炸弹。这引起了媒体的关注,报道林语堂回国了,日本人在轰炸,这又引起了世界对日本轰炸的关注。“当时很多朋友都劝他,包括蒋介石、宋美龄,说他应该待在美国,作用更大。”钱教授介绍。

  于是,1940年9月林语堂又回到了美国,分住在洛杉矶和纽约,仍然投身写作。他曾经给宋美龄写信:“在这儿,我们每天都读到重庆又遭轰炸,老百姓整日整夜都要躲在防空洞里。而我们却有特权在和平中工作和睡觉,感到既内疚又无能为力。”1943年9月至1944年3月,林语堂再次回国,在战时自由区7个省巡游了6个月,这期间,他主要住在熊式辉和孙科的家里。

  1944年3月至1948年7月,林语堂在美国买了房,住在纽约格雷西广场7号。这期间,林语堂主要是搞发明,发明了“明快中文打字机”,因此欠了一大笔债。除了赔上所有积蓄,还卖掉了曼哈顿的公寓,“那可是真正的豪宅,当时是,现在仍然是”。得到8万美元,不够,还要向朋友及银行借一大笔钱,廖翠凤甚至把自己的私房珠宝都当了。

  “这件事影响到了他以后的生活和写作。50年代,林语堂写了好多小说,我觉得那不是林语堂最好的作品,但是他得挣钱。”钱教授这时停顿一下,接着说,“这里有一点我是特别想要表明的,林语堂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国家的兴亡一辈子都是非常关心的,对世界文明他同样关心,但是,在国破而无家可归的情况下,日子总要过下去,家还得在。我们的传统是齐家治国平天下,家永远是第一位的,我觉得这个位置不可以颠倒过来。”

  虽然如此,林语堂一家还是尽可能地享受生活。1948年7月至1951年7月,林语堂离开美国前往法国,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艺部主任,先住巴黎,后住戛纳。1948年圣诞新年期间,林语堂、廖翠凤和三女儿相如到欧洲自驾游,回程时林语堂和相如轮流开车,一路穿雪山过草地,从波恩到巴黎开了21个小时没停,两人半夜开车有说有笑的,很是兴奋。

  1951年7月至11月,林语堂回纽约和默根索拉排字机公司签约,把打字机的专利权卖给了该公司。同年12月到1952年的12月,他在法国戛纳。之后,再到美国纽约,租住纽约河畔区公寓房,和儿孙辈一起住。租住的公寓房廖翠凤很满意,林语堂说:“因为是全新的。她什么都要新的,她生性就好富贵。”

  两年后,林语堂带着一家人来到新加坡,任南洋大学校长。“他在那里发表小说《远景》,小说对2004年的旧世界作了预测:大规模的破坏同时伴随着技术上的进步。人类战胜了癌症,寿命延长,同时人口暴涨;路修得更多更好,旅行更快捷,车祸死亡率也更高;为了躲避,人们习惯于地下生活,造出地下三十几层的建筑,通风水电一应俱全;另外,到那时人们随手带只口袋电话,随时和世界上任何人通话。林语堂这么喜欢玩机器小玩意,要是知道今人个个拿着手机,不知会怎么想。”钱教授感叹,“但是在南洋林语堂一家饱受惊吓,过得并不好,以致去看电影都要有贴身警卫保护,是一段绝对不好玩的经历。”所以1955年5月他又回到法国戛纳,写下具有讽喻意味的《武则天传》。

  1957年至1966年,林语堂一家在美国纽约,租住曼哈顿东79街239号9L,偶尔去欧洲度假。

  1966年林语堂回台湾定居,直至1976年去世。在台北阳明山上,林语堂亲自设计了一栋别墅,这幢融合了中西建筑风格,有中式花园,用西式柱子的房子,现在已经作为“林语堂故居”对外开放。林语堂自己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居所:“宅中有园,园中有屋,屋中有院,院中有树,树上见天,天中有月。不亦快哉!”

  林语堂在其《生活的艺术》中有一段论“晚年安逸”:“假如人的一生能活得像一首诗,他的夕阳岁月应该是最幸福的……”钱教授认为西方人特别应该听听这种观点,因为他们对“老”比较悲观,认为是生活的尽头,但林语堂说“人生交响乐的大结局应该充满祥和、安逸,物质和精神上都充实而圆满”。据林语堂三女儿回忆,在台湾的岁月是林语堂一生最幸福的日子。

  在台湾定居三年以后,林语堂写了“来台后二十四快事”。钱教授最喜欢以下几项:“二、初回祖国,赁居山上,听见隔壁妇人以不干不净的闽南语骂小孩,北方人不懂,我却懂。不亦快哉!三、到电影院坐下,听见隔壁女郎说起乡音,如回故乡。不亦快哉!五、黄昏时候,工作完,饭罢,既吃西瓜,一人坐在阳台上独自乘凉,口衔烟斗,若吃烟,若不吃烟。看前山慢慢沉入夜色的朦胧里,下面天目灯光闪烁,清风徐来,若有所思,若无所思。不亦快哉!十五、报载中华棒球队,三战三捷,取得世界儿童棒球王座,使我跳了又叫,叫了又跳。不亦快哉!”

  钱教授最后的总结耐人回味,他说,林语堂要是来到今天,肯定也爱看篮球、足球比赛。知道中国出了个姚明,肯定倍感自豪;知道中国足球还是那个德性,肯定跺脚叹气。所以如果中国文化是一个坐标,那么林语堂是更符合21世纪的,即使是在生活方面。试想,鲁迅会看篮球吗?

  回答:林语堂除了英语以外,德语、法语都很好,都是在圣约翰就学习了的。他的毕业论文《中国古音韵学》是用德文写的。林语堂写作中英并举,他的处女作写于圣约翰时期。在海外用英文写作的中国人不少,但可以说没有一个人的影响力能和林语堂相比。在美国,林语堂有一连串的畅销书,第一本《吾国与吾民》,第二本《生活的艺术》,其中《生活的艺术》是美国当年非虚构类最畅销图书。一个华人能有这样的影响,这个纪录到现在还没有人打破。

  提问二:听了您按时间轴介绍的林语堂,我还想了解一下他的《苏东坡传》是在什么时期创作的?

  回答:林语堂在大学期间就已经开始研究中国文化,这是他的一个自觉意识,这一点和大部分西化的知识分子不一样,所以他是中西学问兼修的。苏东坡对林语堂非常重要,林语堂视苏为偶像,是林总结和阐释中国文化的典型人物。

  除了苏东坡,还有晚明的一批文人,像金圣叹、张岱、袁中郎,林语堂认为这些人是能够代表中国文化中的独立意志并且少教条的,他视这些人为同道,而他最推崇的就是苏东坡。中国文化的根本就是认识到人生的悲剧本意,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活,能够豁达。作为人文主义来讲,苏东坡就是一个代表。30年代林语堂到美国去的时候带了一些苏东坡的珍品,还有一幅李香君的画,这是他总带在身边的,意思是即使我四海为家,也有他们在我身边。《苏东坡传》写在1948年,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传承,林语堂在很多角度看来就是一个现代版苏东坡,而因为他的西化,又有了不同的意义。

  提问三:林语堂和他的前辈辜鸿铭都是学贯中西但同时拒绝全盘西化的人物,同时亚洲也出现了同样的一群人,他们这一群人是否有天职的使命感?他们对西方对东方的看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力?

  回答:非常好的问题。我先透露一下,我的下一个题目就是做辜鸿铭。林语堂曾经说,现代人物中,辜鸿铭、胡适对他的影响很大。我可以理解,但我也要说,实际上林语堂不懂辜鸿铭,毕竟辜鸿铭是另外一个时代过来的,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他们也不完全一样,在这里没时间展开讲。

  说到东方对西方影响大的,一个是得了诺贝尔奖的泰戈尔,之后到30年代就是林语堂。

今日相关新闻

  • 中外车商合力共创智能移动生活新时代
  • 新品首发 羽尚——赏意式魅力享品质生活
  • 青海日报社数字报刊平台
  • 中国旅游新闻网
  • 长期发放未返岗人员生活费